中国外交30年：从器物到内省

   未来中国外交面对的核心不是现实主义更加熟悉和喜欢的大国外交问题，甚至不是建构中美关系问题，而是建构中国如何融入西方共同体的问题.

梁 强

引  子

    作为一个晚近的新兴民族国家，新中国既缺乏现代国际体系的外交实践也缺权力均衡这样的历史经验，但中国领导人始终能以其特有的现实主义禀赋抓住对外政策问题的核心。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周恩来两位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作出了建国后最重大的外交决断，摈弃意识形态作用下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与美国这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心照不宣的联盟，新的反苏“一条线”战略导致了冷战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国际权力均势的变动，并最终促进了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而中国也通过这样经典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外交革命，正式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资格，向世界明确了自己的大国地位。尽管国内政治此时仍处于10年动乱的浩劫中，但这一最重大的外交决策却为之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必需的外交前提。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外交。

从战略大三角到地区稳定器

    在漂亮地完成向大国政治的转身后，邓小平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和平国际环境的国内至上的实用主义为中国外交注入了新的内容，即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增强国家权力的主要支柱。换句话说，北京现在相信，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重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大国会视中国为主要威胁。在短暂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中国的整个对外政策很快进入了这一新的轨道。

    由此带来的外交议题和日程上的改变是巨大的。一方面，邓延承和发扬了毛周提出的“独立自主”外交精神，成功地让中国这样的弱势方成为了战略大三角中的操控者，同时与美苏这两大对抗性的超级大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中国褪去了冷战初期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民族主义国家形象，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此时困扰中国外交最大的问题不再是安全，而是如何成功捍卫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家主权。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妥善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同时又不会因此而影响到经济第一的大战略。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个联合公报和中英在收回香港问题上“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为解决这一棘手难题提供了开放的思路和现实的出路。其背后则是对二战后美国历史性地进入亚洲的新权力均势，和西方在东亚、东南亚建立的以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为核心的新安全体制的认可。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西方战略家们认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义已大为降低，这成为他们在“89事件”后对中国禁运和封锁政策的依托。但经过十多年的开放后，中国已经与世界经济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反过来也一样，毕竟，实用主义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邓小平对此非常自信，“韬光养晦”的新16字方针的提出表明了他决心让自己亲手开启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实用主义外交坚定地贯彻下去。邓的继任者谨慎地沿袭着邓的政策，在确保社会稳定和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开始加快对外开放的速度和规模。1997年和1999年，中国政府实现邓时代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毛周时代传统均势外交并未就此失去其地位，在“多极化”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新口号下，中俄迅速接近，中欧关系也重新进入北京的视野，拉美、非洲、中东地区也开始频现中国外交官的身影。通过在国际上与主要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外交展现出新的多边主义特点，而不再是简单的力学三角或平行四边形。

        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双方不再是国际政治权势游戏中权宜之计的攻守同盟，而成为彼此有深切需要的长远战略伙伴。1996年台海危机，中美军事舰船几乎面对面，这也是中美自朝鲜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峙，双方自此都认识到了维护台海现状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后，中美开始了从未有过的共同遏制台独的努力，在保持必要的军事威慑的同时，北京的对台政策也转向以经济统合为主。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也很快被妥善处理，而没有像90年代初期“银河号”事件那样对中美关系产生大的触动。通过这些不断的考验，中美之间不仅建立了新的相对完备的危机或突发事件处理机制，更对双边关系的长远意义和战略性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除冷战在亚洲的遗产，如台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等。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和外交决策者并没有试图去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是秉承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传统，稳扎稳打地创建出了两大新的地区稳定模式，即：以六方会谈机制、东盟10+3机制、自由贸易区机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等为支撑的东亚模式，和以反恐、反分裂、反极端主义，以及地区安全、能源、经济合作为支撑的上海合作组织模式。两大模式的创建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外交的内容。1997年中国在与东盟对话过程中，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思想，进入21世纪后，中国领导人更多次重申“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从而很好地发挥了大国作为地区稳定器的作用。

中国式的大国崛起

   现实主义的外交发挥和中国大国潜力的不断展现，在21世纪初，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局面：所有重大的国际和全球性问题，现在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世界各大主要的国际关系智囊和学府里，两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出和广为讨论：“中国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吗？”“如果会，中美如何实现世界政治权力的交接？”

    中国官方对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予以承认，但坚决反对对上述问题做出明确回答。历史上，伴随着一个大国的崛起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欧洲帝国主义、沙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本中，上述主义都被严词批判过，北京的一贯立场是：中国备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因此它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反对霸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必须让世界相信，国际关系的这一规律不会在中国身上重演。“和平崛起”的提出应该是官方为此做出的一种努力，但从效果看，并未赢得西方多数政治和战略家的认同。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外交都将面临这样一个艰难的路向和战略选择问题，其意义不下于当初毛周做出的转向美国以及由邓小平进一步开创的向西方开放的战略性决断。

    笔者认为，三个原因决定了中美权力转移或许能够以与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大国权力转移不同的方式进行。其一，国际政治的均势制衡规律往往以如下方式发生，即当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时，没有一个次强国愿意出面挑战这一既存的由霸权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只有当霸权国家开始衰退时，才会有国家出来挑战旧秩序，从而引发冲突以至战争。而美国何时会走向衰落仍未可知。其二，历史上虽然因为权力转移而发生过多次大国战争，但也有像英美在二战时的和平过渡，以及日本二战后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的经济政治崛起这样的例子。显然，权力转移存在着多种方式，崛起国家除了会谋求打破现有秩序建立自己主导的新秩序外，也会有别的取向，比如仍然认同和接受现存秩序，或只对该秩序在地区层面上作出修正，而对该秩序的大部分予以接纳。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崛起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还面对着其背后的整个西方共同体。根据兰德公司的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但即便这样，与高收入的OECD国家相比，只有其一半；中国的军事开支在2020年将达到美国的1/4，但仍只是OECD国家的1/7。因此，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但它几乎不可能超越整个西方共同体。而且，后者在国际社会中经营了几百年的软实力优势也绝不是中国所能比拟的。如果中国的崛起是挑战西方共同体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那几乎注定不会成功。

    所以，可行的解决方式之一就是，只要中国这个崛起国成功地融入西方共同体，即便现存的美国霸权式微，但现有的世界秩序也不会因此被破坏或摧毁，更不会发生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因为大国间权力转移而导致的战争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从理论上讲，和平过渡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现存秩序是否给了崛起国这样一种机会，即融入而非挑战该秩序对其崛起更为有利，二是崛起国对现存秩序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

    尽管一超多强被普遍用来描述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但老布什在冷战后提出的新世界秩序并没有真正实现（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武力打击就是最好的例证）。现在并且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发挥效用的，仍然是美国在二战胜利后成为全球头号力量时（无论从物质权力还是国际道义角度看）由罗斯福提出的“世界蓝图”构想。尽管二战结束后冷战很快取代了战时的大国同盟，但罗斯福设计的战后世界秩序和体制还是得以建立和发扬光大。德日两个战败国被先后成功纳入该体制，从而彻底地解决了困扰历次战后重建的战败国复仇问题。冷战结束后，西方共同体又用同样的方式将冷战中的绝大部分前敌国吸纳进这一体制，这也再次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就在于：第一，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开放和有益的体制；第二，它不是由某一个霸权国家主导，而是由一批国际社会的先进发达国家共同领导；第三，它为被融入国提供了顺利进入的可行性和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发展益处。显然，这种秩序更易加入而不是去推翻。

    中国崛起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力量迅速增强，是否会颠覆现有的西方共同体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昭然若揭，中国已深深植入这一体制——政治上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强之一，经济上加入世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治理上积极参与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而这一切也让中国成为了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中国除了更加积极地成为这一共同体的全权成员外，别无选择。同样，作为现有的霸权国家，美国也只有一样武器来“对付”这个崛起中的国家，那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秩序和体制将中国吸纳进来。由于双方地缘接近、双边关系历史悠久、相互利益攸关，美国是帮助中国顺利被西方共同体接纳的最重要力量。未来中国的大国外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也仍应以中美关系为主轴，以与其他大国和地区力量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多边外交作为两个辅轴，共同带动中国外交螺旋式前进。 

传统与自性

   从战略大三角到地区稳定器再到中国式的大国崛起，这一描述所反映的只是中国外交这30年外在的器物面，而要深刻地理解中国外交并预判中国外交未来的走向，还需要更加内省地从传统与自性两大内在维度去考察。

    中华民族自近代开国以来形成的两大思想传统对中国外交的发展产生了交互式的作用和影响。这两大传统一曰本土化，它来源于长久以来中华帝国华夷秩序的历史积淀，经百年丧权辱国的殖民年代进一步升华，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即内向性的、孤立主义的固本外交，以求巩固、深化、拓展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在战略上可称之为中国的地区战略。换句话说，只要没有实现国家的统一，中国就仍将自己看作一个“不完整”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不搞对抗，一切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建设的政策，地区内部的问题成为北京外交活动的主要关注点。学界这几年提出的“成为负责任的亚洲国家，使自己有较稳定的战略边疆或安全圈”以及官方提出的“安定的周边”、“合作的周边”、“繁荣的周边”等就是这一传统在外交理念上的延伸。二曰西方化。这是百年以来打开国门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革新派的精神内核。尽管在建国初期曾有过反帝反殖民的世界革命思想，但真正在外交范畴内体现西方化思想还是在近20年。中国不仅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加入到更多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解决分歧，而且发展了新安全观和国际合作的思想，并标志性地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倡议。这表明中国外交对自己的定位已不仅从“拒绝者”转向“参与者”，而且从“一般参与者”转向“负责任的大国”。许多学者也达成共识：未来20年，中国总体外交思路和外交战略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由主要为自己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同亚洲和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换句话说，即使在未获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也不仅要维持自己地区大国的地位，还要史无前例地向世界展现自己独特的大国魅力和影响力。

     随着中国实力和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外交的大国自性获得了不断的认知和成长。如前所述，这30年来中国外交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战略大三角时期是利用美苏冷战施展均势术的经典现实主义；冷战结束后则是维持现状、冻结矛盾、避免冲突的实用现实主义；在进入21世纪后则转向谋求良性崛起的渐进式的现实主义。尽管三种不同特色的现实主义的目的都一样，即抓住一切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发展中国经济壮大自身实力，但背后所体现的国家自性却并不相同。战略大三角时期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属性，即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中因应变化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短期和利益考虑；冷战结束后发挥地区稳定器的功能，则主要是恢复了自己作为大国的地缘政治属性，开始自发地重温自己历史上一直扮演的角色。而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外交更多体现的则应是一个大国的历史文化属性，这时候仅有现实主义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体现本民族文化和抱负的理想主义。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不能只是自发自然的状态，而应该是自主自立的状态。

    客观地讲，中国外交这30年来并非就是完全没有自我观念的彻底功利化的现实主义，早在197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过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江泽民时期则大力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政治多极化理念，胡锦涛则提出了“和平发展”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但这些观念的提出，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和认可，要么被看成是乌托邦一样的东西，要么就被当作是“中国要求重新分割国际权力”的变相说法，是崛起国家对传统格局和秩序不满而发出的一种挑战。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Marc Lanteigne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取得的成就值得真心尊重，但是，直到中国具有了某种至关重要的道德力量与自己新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适应，这个国家才会赢得国际社会的彻底尊重和真正的“大国”地位。

    未来中国外交面对的核心不是现实主义更加熟悉和喜欢的大国外交问题，甚至不是建构中美关系问题，而是建构中国如何融入西方共同体的问题。只有接受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而不是简单抽象的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中华文明所承载的文化多样性才能存在下去。按照西方的思维，这些共同价值观应该包括民主、信誉、稳定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感。中国外交凭借着自己特有的现实主义禀赋，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战略奠定了基础，在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后，未来的中国外交须要更加富有抱负和理想，为中国进一步实现从开放的中国到民主的中国，从融入世界经济共同体到融入世界政治共同体的伟大转变贡献它独特的力量。

中国经营报 2008年8月16日

   8月8日，第29届奥运会开幕当天，当全世界都在为一场和平的盛会庆祝时，俄美两个世界最大军事强国的首脑却在为一场战争“较劲”。据俄罗斯媒体的披露，在奥运会开幕式的当晚，普京在与布什的短暂会晤中就指出，鉴于格鲁吉亚以武力破坏了南奥赛梯地区的和平，俄罗斯将会有“大量志愿者”前往该地区，如果美国任凭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要维护这里的和平“将非常非常困难”。普京在最后甚至明确表示，战争在南奥塞梯事实上已经开始，但布什对俄国总理的这番暗示却置若罔闻，只是回答说，“谁也不希望会有战争”。8月9日，随着俄国军队的正式进入，这场苏联解体后该地域内最引人关注的战争终于爆发。布什虽然在返回华盛顿后立刻对俄国发出严厉指责，但口头外交已然无济于事。
   战争的爆发首先是因为格鲁吉亚严重误判。从国际法看，格鲁吉亚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当然有绝对的权力在其领土内实施任何政治和军事行动。但冷战后随着“主权有限论”和“人道干涉论”的盛行，第比利斯对于分离地区采取非和平手段迫使其回归的做法已不再享有坚实的道义基础，更何况在此之前，格中央政府曾多次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并与俄签署了维和协定。因此，格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却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其次，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再次显示出，萨卡什维利以为在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后，可以凭借美国和北约的支持，威慑俄军事介入的设想完全靠不住。尽管格鲁吉亚被认为是美国在前苏联地域内的最大盟国，但美国的对外政策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华盛顿不会为了别人的民主而战，至少不会为了前苏联地域内国家的民主而战。美国现在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地区战争中，根本无力再抽身面对第三场地区冲突，再加上伊朗核问题已成为白宫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要面对的首要克题，而要解决伊朗问题，就必须得到俄罗斯的鼎力支持。因此，为了美国对外政策优先关注的全球战略问题，白宫绝不能再冒风险以武力捍卫格鲁吉亚。事实上，8月8日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官员就先后放出消息，称美国和北约都不可能对格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援助，美国和欧洲对战争的介入不会超越国际外交的框架。
    俄国虽然后发制人，但种种迹象显示，这场战争对莫斯科绝非一场“无准备之仗”。其战略考虑非常明显：首先，北约在纳入波罗的海三国实现第二次东扩后，俄罗斯已无路可退，而布鲁塞尔进一步谋求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也纳入北约的计划，迫使俄罗斯不得不考虑“绝地反击” ，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问题就成为牵制格加入北约的最好法码。其次，抵制美国向独联体境内输出民主。作为本地区的唯一强国，俄国从历史上就有以政治好恶区别邻国亲疏的传统，冷战后美国在该地区的“扩展民主”战略，更是让两国对这一地区国家政治属性的争夺达到白热化。布什在回国后的声明中对俄罗斯的指责其中之一就是，俄罗斯想要颠覆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政权。第三，科索沃独立成为了压在俄对格政策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南斯拉夫解体后，俄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对该地区的地缘关注，但今年2月科索沃宣布独立后，美欧在该问题上完全无视俄的单边立场让俄罗斯再次感受到了威胁的直接存在，克宫坚信必须采取更为主动的政策恢复自己的大国威望和地区影响力。战争开始后，梅德维杰夫坚觉表示，“我们必须要让破坏和平者付出代价”；普京则更是前所未有的使用了“种族灭绝”这样的词指责格在南奥的行为。在整个冲突中，俄罗斯更是拒绝来自任何第三方的斡旋和调节，这也显示克里姆林宫对这场战争是有充分的准备和自信的。
    在南奥激战的同时，俄军还向西推进，准备在阿布哈兹开辟第二战场。俄黑海舰队也受到命令，时刻准备对格式实施封锁。显然，莫斯科不仅为这场战争做好了战略上的准备，而且在战术上也完全做好了准备。只要格鲁吉亚不屈服，俄军就准备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将战争进行到底。
所幸的是，在美国和北约都表示出不会为格鲁吉亚“火中取粟”的明确意愿后，格鲁吉亚很快就做出了让步，宣布接受俄方提出的停火谈判六原则。俄随即发布了停止进攻的命令。梅德韦杰夫宣布，俄罗斯的目的已经达到，“维和部队和公民的安全重新得到保障”，“侵略者已被惩罚并遭受重创”。
   虽然战争很快停火，并未进一步升级为俄格两国的全面战争，但这场新世纪的“五日战争”对于理解今日的国际关系仍然意义重大。
    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在战争中再次得到明确的体现。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华盛顿在与莫斯科的百年对峙中，虽然一直将捍卫“民主自由”挂在口边，作为遏制俄国扩张的一面政治大旗，但其仅有的两次针对莫斯科的三级戒备（一次在西柏林，一次在古巴），却都是为了捍卫美国全球战略中不可不捍卫的前沿地带。而对捷克、匈牙利这些远离美国重大利益的边缘地带，虽然面临的是红军坦克公然开入这样对民主的公开践踏，但白宫除了口头的抗议外，却始终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措施。
    其次，这场一边倒的战争也再次证明，大国权力和他们对国际关系的治理不容小国挑战，更由不得小国在大国的缝隙中“长袖善舞”，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萨卡什维利是位充满了雄心壮志的总统，但他生错了国家。自古以来小国都只是国际政治棋盘上的棋子而决非棋手，第比利斯试图让美国和北约介入，从而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火中取粟”的企图在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下只有失败。而失败者很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据美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哈利尔扎德透露，战争开始后才两天，俄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务卿赖斯在通话中，就已经讨论了萨卡什维利离任的问题，相信这也是俄罗斯决定停火的原因之一。 
   最后，这场与奥运同行的战争也让更多的普通人意识到，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性质依旧。全球化和经济权力的上升，并未对军事强权和国家间权力竞争的国际关系本质有实质性的触动；地球村和民主和平论只是学者和媒体的美好想象，世界并不是平的，至少不是象华盛顿和伦敦的政客看上去那样平，国际关系的武力传统并没有因为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解除和反恐联盟新价值体系的建立而发生改变。虽然西方媒体像惯常一样，批评俄罗斯对另一个主权国家首都的公然轰炸，但稍稍放宽视野就可以看出，俄国人的这次轰炸实际上是对美国1991年对巴格达，1999年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的空中打击，以及2002年对阿富汗和2004年对伊拉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继续。因此，现实主义尽管令人失望，但却是来自数百年国际关系实践经验的总结，而理想主义，不管打着何种旗号，其根源却都是对实践的不满，换句话说，它更多是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理念。战争当然与奥运无关，它也与制度无关，更与理想无关。战争只是作为国际关系的常态而存在，它根源于人性和国际政治不可违背的规律，武力也因而仍然是国家权力最有效的体现方式。
   一战结束后，理想主义和其倡导的和平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一度大行其道，很多人相信过去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战争，只要和平和商业精神进入每个人的心里，战争将会是最荒谬的事。但象卡尔这样为数不多的国际关系经典现实主义者却清醒的认识到，这个表面和谐的世界其实正处在大战间隙的“20年危机”中。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俄罗斯在苏联解体17年后也终于发动了它的第一场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时，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大国终于从后冷战时代貌和神离的和平下解脱出来，开始肆无忌弹的行使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世界将会因此进入另一个“20年危机”吗？

俄罗斯精神的守护人

                             ——索尔任尼琴的政治人生

上海证券报 2008年8月8日 

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伟大作家、出版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索尔任尼琴辞世后，世界各大媒体都辟专版予以报道，许多政要也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各自的哀悼之情。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专门致电其遗属表示慰问；美国总统布什通过白宫发言人对 “这样一位对自由忠诚支持者的离世”表达哀悼；法国总统萨克奇认为索尔任尼琴“毫不妥协、坚守信仰和充满传奇的漫长一生，使他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继承者”；戈尔巴乔夫称赞他不但是“第一个高举反对斯大林专制体制大旗的英雄”，而且“他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都在为这样一个目标而努力，即俄罗斯不仅能够摆脱专制的过去，而其能赢得令人尊重的未来，成为一个真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虽然认为索尔任尼琴后期对苏联的一些批评不是很客观，带上了更多的个人色彩，但也由衷地承认，他是“诚心的希望看到俄罗斯强大和富裕起来”，是“俄罗斯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之一”。

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任尼琴很早久以其在文学领域的巨大成就而名动天下，被誉为是托尔斯泰和果戈理之后最伟大的俄语作家，《纽约时报》曾经评论说，“读索尔任尼琴的文字，如同被硫酸灼过一般”。但纵其一生，他更多却是因为政治而充满争议，也因为政治而成就了传奇的一生。

索尔任尼琴1918年出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应召加入苏联炮兵参加二战，并在1943年获得当局颁发的卫国战争二级勋章。但在1945年2月胜利即将到来时，却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有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词而在东普鲁士被火线逮捕，从此在集中营一关就是八年。1952年冬天在塔什干即将获释时，他又不幸患上了胃癌，之后一生都不得不与病魔作斗争。但他这一生最大的敌人仍然是俄国的专制体制。1970年凭借在“解冻”时期出版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任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称赞他“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延承了俄罗斯文学颠扑不破的宝贵传统，获得诺贝尔奖实至名归”。但苏联当局出于政治原因阻止他去领奖，并将其开除出苏联作协。1973年12月索尔任尼琴最重要的著作《古拉格群岛》的第一部分在巴黎出版，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34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古拉格一词也成为斯大林专制体制的代名词。1974年2月克格勃在索尔任尼琴家里搜查到了该书的部分手稿，他随即第二次遭到逮捕，并以叛国罪的名义被剥夺苏联国籍流放西德。1976年索尔任尼琴携同家人前往美国佛蒙特州定居，直到1994年恢复俄罗斯国籍后才重返莫斯科。

在美国居住的20多年里，这位大文豪一直潜心文学和史学，拒绝出席任何公开活动，被美国媒体戏称为“佛蒙特州隐士”。但在这段貌似世外桃源的时期，他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和自己对她的使命。1990年苏东剧变之际，他出版了自己著名的演说《我们如何重建俄罗斯》，很快改演说就被叶利钦奉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依此为指导成功完成了推翻苏联建立新的俄罗斯联邦的政治行动。

1994年5月，索尔任尼琴被当作俄罗斯的国家英雄迎回国内。虽然受到了俄国举国空前的欢迎，但他却仍然因为保持自己独立思考、决不盲从的品格而成为一个独行者。当时的俄罗斯正处于一片破旧立新，向西方市场经济和物质生活价值观狂飙突进的的狂热中，知识界热议的是资本主义，休克疗法，整个国民情绪不是对美国梦的狂热追逐，就是对苏联以至对俄罗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严厉批判和鄙弃。对于回国后索尔任尼琴一再强调的重视民族传统，重视精神生活，“不要生活在谎言中”的劝导，没有几个新俄罗斯人能听得进去，反而觉得这个老头已经丧失了苏联时期反对斯大林专制体制的锐气。1996年索尔任尼琴在电视台每周一次的谈话节目因为“收视率低”而被关闭，再加上由于与当时俄罗斯主流思想不合拍，一直没有新的文字出版，他很快就被俄国知识界所遗忘，也再次被自己祖国的人们所流放，只不过，这一次是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座小别墅内。在这里索尔任尼琴又蛰伏了整整十年，其间他宣布不再接受一切国内的采访和活动，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封闭。

他与迎接自己的叶利钦政权的关系也并不融洽。回国后他花了两年的时间走遍俄罗斯，亲眼目睹了苏联解体带给俄罗斯普通人的悲惨生活，开始重新以现政权的抨击者为己任，要求政府首先要关注人民的生活状态，而不是反过来要求人民去遵循他们制定的种种法律措施。他多次公开表示，不管这个国家的政权如何变换，“保卫她的人民的生活都是最重要的法律”，他还引用沙俄时期俄罗斯著名作家舒瓦诺夫的话称，在捍卫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上，没有比保卫她的人民的生活更好的方式。1998年他拒绝了从叶利钦手中接过圣安德烈勋章，原因是他不愿获得来自一个“摧毁了他的国家”的政权的任何奖励，虽然正是这个政权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索尔任尼琴表示，“我从未说过将放弃自己作为反对者的权利。我是一个当然的反对派。”

索尔任尼琴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内心的追求。但这一次克里姆林宫做出了改变。普京上任后，重新确立了以捍卫俄罗斯大国地位和独特文明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并通过复兴东正教和俄国对外政策传统凝聚起新的俄罗斯民族精神。这与索尔任尼琴追求的理想不谋而合，即只有依靠俄国独有的东正教文明，才能复兴和重建伟大的俄罗斯，舍此之外任何其他的文化都无法、也不应该在俄罗斯找到立足之地。因此，索尔任尼琴对普京新的反西方为特征的对外政策以高度评价，称正是由于这一政策，才使得“俄罗斯重新获得了自己在世界中应有的分量”。在2005年的一次电视演说中，他又将矛头公开对准了美国，指责“最近十年里美国在全球展开的肆无忌惮的扩张计划，其本质就是将所谓的美式民主强加给全世界”；尽管“俄罗斯从来没有过民主，现在也没有真正的民主”，但“民主决不是由刺刀培植起来的”。就在逝世前一周，他还在采访中批评布什访问乌克兰时向30年代造成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的大饥荒纪念碑敬献花圈，却未向二战反法西斯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索尔任尼琴称“我们不知道，布什这样做到底是出于险恶的政治用心还是他自己缺乏基本的历史教育”。

2007年俄罗斯大选前，俄罗斯官方将索尔任尼琴的读书笔记《对二月革命的思考》予以重版，并发给各州州长和议员们人手一部。这本书虽然写于80年代，但很多思考却是针对当今政治，索尔任尼琴在该书的序言中也称，“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书中的部分结论仍可适用于我们今日面对的挑战”。索尔任尼琴在书中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俄国20世纪悲剧命运的根源就在于，在危机的最开始国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由于自己的软弱，不仅背判了他的家族，而且也背叛了他的国家。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这本书的再版，客观上起了给普京及其统一俄罗斯党助选的作用。

从苏联时期对压制俄罗斯自性、漠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专制体制的反抗，再到90年代动荡时期对观肆虐俄罗斯的西方价值观的抵制，虽然其政敌几经变换，但他维护东正教和斯拉夫文化为核心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反对 “异教”文化对俄罗斯传统的侵蚀的目标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继承了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俄罗斯历史上的伟大作家的传统，成为了20世纪俄罗斯精神的守护人。索尔任尼琴逝世后，同样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俄罗斯著名物理学家阿尔费罗夫称，尽管一直被视为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但索尔任尼琴这一生并不是为了“反对”而战，而是为了“支持”——“对一个更好的俄罗斯的希望和信仰的支持”。为了这一目标，他经历了革命、战争、集中营、政治迫害、流放等所有20世纪能施加于普通人身上的苦难。也正是因为这一目标，他比其他作家们更深远的介入到了现实政治当中。但可贵的是，他从未用自己的声望去号召人们去支持某个政治家，他和他的家人从未参与过任何的政治投票。因此，比起政治家们的溢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悼词要更加贴合索尔任尼琴的内心，“无论对于同时代人，还是对于后人，他都是坚持捍卫内心自由和人类道德品质的典范。不管是在和自己国家的政权，还是在和西方国家的政权打交道中，他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怕来自权威或主流的批判和打击”。

不过，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岁月，这位一辈子都在喊着“我反对”的伟大民意代言者，也最终和新俄罗斯达成了妥协——2007年索尔任尼琴接受了曾经是克格勃成员的普京的探视，并从他手里接过了代表俄罗斯联邦最高荣誉的国家勋章。这或许可以被当作是索尔任尼琴对自己一生的最终认定：他将和自己斗争了一生的那个老的俄罗斯一起成为过去，在他身后，将屹立起一个他所希望的新俄罗斯。

欧洲杯的政治版图

希丁克毫无疑问是俄罗斯足球队在本届欧洲杯上的最大功臣，但俄罗斯球迷们在球场上打出的巨幅画像却并非这个荷兰人，也不是球队中的某位明星球员，而是一位已踞今三百多年的古人——彼得大帝——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奠基者和强国地位的象征。与法国的球迷们抱着高卢公鸡，西班牙的球迷们打着斗牛士的旗帜为本国球队加油相比，俄罗斯球迷们的助威方式不仅别开生面，也更具有俄国特色——从一个寂寂无名的二流球队跃升为新的欧洲足球强国，俄罗斯在让人们见证了一个新的足球大国崛起的同时，也再此让世人看到了彼得大帝当年领导莫斯科从一个偏远公国一跃成为欧洲五强之一的历史轨迹在俄国惊人的重演。

1988年苏联打入欧州杯决赛后，新的俄罗斯足球就再也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任何值得一提的胜利，2004年俄罗斯队以2：8的大比分输给葡萄牙，更成为俄国足球史上的国耻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足球的奠基者荷兰在2006年全面入主俄罗斯，在两位前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埃德沃卡特和希丁克的率领下，俄国足球面貌焕然一新，并且终于在2008年取得巨大成功——圣彼得堡泽尼克俱乐部夺得联盟杯冠军，国家队则历史性的打入欧洲杯四强。而彼得大帝励精图治，领导偏居欧洲一隅的莫斯公国成为欧洲五大强国之一的伟大业绩，也正是始于对当时欧洲最先近的商业国家荷兰的学习。当年他以学徒的身份遍游欧洲诸国，最终选择了荷兰作为全面效仿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比起法国的礼节，奥地利的组织，英国的服装，德意志的管理，荷兰人的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对快速提高落后的农奴俄国的国力最有帮助。彼得大帝也因此高度评价荷兰人是一个实践的民族，最值得他们学习。

但俄国对西方这次全面学习的特征——更关心实际可用的知识，而不是内在思想的提高——却成为制约之后俄国发展的桎梏。用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话说，彼得大帝虽然以极快的速度提高了国家的条件，但他没有在他自己的水准上提高它。他所理解的文明是物质性的，而非思想性的。因此，俄罗斯虽然在彼得大帝后成为了欧洲五强国之一，但却依然多次遭受濒临灭国的危险，并且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始终难以忝居前列。在这次欧洲杯上，俄罗斯队的战绩也暗合了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大起大落的国家命运，虽然非常漂亮的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荷兰，但却两次以大比分完败给最后的冠军西班牙，这不但再此印证了俄罗斯民族爱走极端的性格，也充分证明，俄罗斯足球要成为真正的世界豪门，其底蕴显然还远远不够。

本次欧洲杯上西欧球队独霸的传统势力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八强中只有五支队伍来自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代表的老欧洲，而四强座次更是呈现出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全欧组合——来自西欧的西班牙、来自中欧的德国、来自东欧的俄罗斯和来自南欧的土耳其。50年前欧盟之父让.莫内的梦想——欧洲不再只是作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发源地的拉丁和条顿这样的西欧民族的专属舞台，而是这一文明几百年来不断教化和浸淫下的包括了东欧斯拉夫民族和南欧伊斯兰民族在内的共同大厦——终于通过一场全欧的足球盛宴得以部分实现。而新的全欧图景的欧洲足球格局的出现，也成为欧盟东扩后新的欧洲政治版图的一个体现。尤其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本次欧洲杯上掀起的红色风暴，更是成为两国在冷战后从欧洲边缘努力回归欧洲中心进程的象征。

俄土两国的前身沙俄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一直是欧洲文明向东方扩张的两大堡垒，欧洲各民族与伊斯坦布尔和莫斯科的斗争也成为欧洲文明演进的一条副线。在关键时刻两国都曾经介入到欧洲国际政治中去，极大的影响了欧洲文明的发展。一战后，两大帝国分崩离析，但接踵而来的二战和冷战却让欧洲文明向这两大方向的扩张再次受阻。尤其是冷战开始后在东欧废墟上新组建的苏东联盟，硬生生将欧洲划出了一道铁幕，使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整体的欧洲体系被人为分割为泾渭分明的东西欧，不但阻碍了欧洲内部传统的政经交流，而且由于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使欧洲文明的扩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土耳其虽然在其开国之父凯末尔的领导下，一开始就确定了两个基本的国家大战略方针：走世俗的民族国家道路和努力向欧洲靠拢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但其回归欧洲的努力也受到了冷战的影响。1952年土耳其就加入了北约，但直到冷战结束前，在1987年才正式递交加入欧盟的申请。

冷战结束后，两国重新开始了回归欧洲的历史性进程。但受新的地缘政治和“文明冲突”因素的影响，两国的回归之路却并不是一帆风顺。欧盟虽然接受了土耳其的入盟申请，但却迟迟以经济借口不与土耳其展开入盟谈判。9.11后伊斯兰原教旨为背景的恐怖主义大行其道，更是让保守主义主导的老欧洲担心土耳其高达七千万的穆斯林人口加入，将对欧洲文明与价值构成极大威胁，欧洲现状将会失去控制。梵蒂冈新任教宗拉青格在2006年土耳其和欧盟再次举行入盟谈判前夕曾经公开表示，“欧洲是一个文化的大陆，而不是地理上的概念。它的文化决定了它共同的特点。因此，土耳其在历史上始终意味着另一个大陆，永远与欧洲不同。” 他还警告说，随着欧盟不断对不同文化历史和文明国家的吸纳，尤其是随着土耳其的加入，再过十几年，欧洲就会成为“北非和中东的延伸”，最终将因为“境内民族众多，相互敌视，而导致分崩离析。”同样，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也明确提出了回归西方、重建欧洲大厦的方针，但北约东扩和美俄在独联体地域内的政治争夺，让俄国的欧化之路崎岖难行，以至于俄欧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新冷战的迹象。现在欧盟已经吸纳了东南欧的所有国家，但历史上一直与欧洲文明联系紧密的土耳其和俄罗斯却一直被排斥在欧盟之外。土耳其虽然在2006年通过谈判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但却被看作是与欧洲的一次“试婚”，能否与欧盟最终缔结良缘还很难说；俄罗斯更是一直待字闺中，在所谓的“欧盟-俄罗斯委员会”中苦等佳音。

因此，在本届欧洲杯上，当俄土两国分别击败荷兰和葡萄牙进入四强后，两国都处于全国性的狂热之中，甚至一度引起骚乱。尤其是俄国战胜了最大夺冠热门的荷兰队，不仅唤起了老一辈苏联球迷对这个国家昔日荣光的回忆（1988年欧洲杯上，处于鼎盛时期的苏联正是败给了现任荷兰主教练巴斯腾的绝世零度角射门），而且也极大的激发了新一代的俄罗斯青年们的民族豪情，《共青团青年报》声称，“俄罗斯足球的成功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政治上成功的理所当然的延续。”体育和政治在这次欧洲杯上以最直接、最坦诚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以至于国际足联技术部主任奥西埃克在评论本届比赛时，也语带玄机的称，以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新代表的东南欧足球在本届欧洲杯上之所以表现出了比传统的西欧足球强国们更多的激情和活力，更先进的技战术水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加渴望以胜利来为本国赢得在欧洲舞台上的尊重。

      2007年底，就在普京作出权力交接的决定后没几天，《时代》杂志将2007年年度人物的称号授予了普京。此前被评为《时代》年度人物的俄国人还有斯大林（1939，1942）和赫鲁晓夫（1957）。

   普京当选《时代》人物并不出人意料，在他治理的八年内，俄罗斯的经济逐步走向繁荣，车臣叛乱已被平息，军力也重现强大，这一切足以使他成为当代世界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之一。但《时代》执行主编斯坦格尔对普京当选的理由，却有自己更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普京“表现出了他不同寻常的领袖品质，他在混乱中接手这个国家，并带领它走向稳定”，他“拥有超强的坚韧，对俄国的发展有明确的方针，能从他身上感觉到俄国的精神气质，正是他让俄国回到了世界舞台”。

   “俄国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这正是普京魅力和影响力的根本所在。与其前任相比，他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执政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毫不避讳的表示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明确提出要恢复俄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他就职俄总统的八年中，他一直努力向重建俄罗斯荣耀这一目标而努力，不允许任何障碍挡住他前进的步伐。普京在国内赢得广泛的支持，不仅仅是他任内俄国的经济增长，他带来的政治稳定，还因为他是在俄国人普遍认为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时代担任俄国总统的，正是他战胜了车臣的分裂主义，并带领俄国走出了泥沼，最最重要的是，他恢复了俄国一度被长期打断的长达300年的历史，从新树立了俄罗斯民族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尽管俄国人一直都有拿国家领导人开涮的习惯，但关于普京的笑话却极少流传，这再真实不过的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普通人对他们心中领袖的尊敬。

    做到这些，普京已经是一位非常出色、甚至可以说是优秀的政治家，但能否成为一代伟人，还需要等着瞧。

    衡量一个伟大政治领袖的标准，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看他是否为他所领导的国家开辟了一条正确发展道路。二是看他是否为这条道路建立起了一套持久稳固的体制和法统，使之能够不受个人（尤其是他本人）和偶发事件的影响独立自主的成长下去。换句话说，“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应该有的是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不是单独一个强大的领导人。” 但这两个标准，普京都还未完全达到。

    普京虽然扭转了国家的颓势，使其重新走上强国之路。但其任内仍有许多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包括：贫富分化的加剧；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经济体制上主要依赖于石油的结构性缺陷；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和强力部门的坐大；司法不够独立；车臣的斯大林式治理和印古什、鞑靼斯坦新的分裂趋向；高加索地带的动荡局势；以及最重要的，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和由此带来的国际环境中的孤立。由于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都是与普京在任内亲自树立的强国战略相联系的，因此，可以说除了普京本人外，没有别的那位政治家有能力彻底的解决之，所以普京也必须留下来。

    普京欲走还留除了对其任内构建的道路和国家战略不是完全放心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自身对权力的留恋。普京在两个候选人中，选择了更像是经济管家的梅德韦杰夫而不是兵权在握的伊万诺夫，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方面，这让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位置上仍然受到了牵制；另一方面，如果选择了伊万诺夫，恐怕普京继续留在大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而普京最终决定出任总理，不让自己的政治生涯出现任何的“权力真空”，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害怕离开大政治，或者说是担心被大政治所抛弃的体现。事实上，“梅普组合”这个词本身就表明，普京的阴影将是新的俄罗斯政权和这个国家未来发展道路上面对的最大负担。

    不过，基辛格认为，普京不是斯大林，他没有将自己的反对者和潜在的反对者都赶尽杀绝，也不会恋栈不退选择终身制。他相信普京是这样一种领导人，即必须将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以确保完成本民族和国家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比起苏联时期的领袖，普京更像是俄国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改革者，如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大帝。虽然他们都被认为是集权统治者，但最终的目的是通过集权手段实现对国家的强力改变，换句话说，就是要集举国之力为国家的强大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京也是一个改革者，他会和这些俄国的伟大领袖一起被列入到俄国历史名人录中去。虽然他不是一个民主者，基辛格最后坦诚。

    基辛格的说法并非没有理由。从普京个人的政治成长来看，他在自己初涉政坛时，选择了俄罗斯自由派领袖之一的索布恰克为自己的朋友和导师。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本人是一个纯粹的自由派”。对于那些关于人权的指责，普京表示，他正在构建一种适合俄罗斯国情的民主模式—而非西方强加的那种。

    总的来说，俄国未来政治的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普京能够成功在俄国建立起一套稳固的、长久的体制，这一体制不再需要某个强力的领导人来维持，而是能够自己独立运转，那么时代就会给他应有的荣耀和赞誉。反过来，如果普京个人强大的权势最终损害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那历史会对他作出另一种评价。

    从梅普组合现有的模式来看，普京将掌管国家经济，梅德韦杰夫将作为俄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新元首。尽管政治家都清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内政治的合法性才是权力的基础，但这样的内外分工对梅德韦杰夫并非不利，如果后者能够正确的使用手中的牌，他有可能逐步积累起自己的影响力并主导俄国的对外政策。这将为他日后真正成为大政治中的主角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个有利条件是，现在莫斯科与西方的关系已经触底，这就留给了梅德韦杰夫很大的空间实现反弹，比如重新恢复反恐合作，开辟能源领域的新道路等。而且，梅德韦杰夫自由主义的外衣，也给了西方比较好的第一印象。

    但即便梅德韦杰夫能够长袖善舞，改变俄国外交现在的孤立局面，为其赢得新的国际发展空间和新的国际形象。但俄国未来发展道路最关键的仍然是，国家大战略的方向究竟是“优先国家安全”，还是“优先改革和市场经济”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历史上俄国国内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虽然也曾在俄国国家发展的几次大的改革关头有过蓬勃发展的时候，但最后却都被当权者以国家安全的需要扼杀，他们所鼓吹的俄国全面西化的道路也从未得到国家主导政治力量的支持。这一次梅普组合能否迈过这道俄国历史上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将是对他们和他们所领导的国家最大的考验。

 梅德韦杰夫之谜

         7年前，梅德韦杰夫刚刚进入克里姆林宫时，他在圣彼得堡法律学院的老师克罗巴切夫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坚毅负责，勤勤恳恳，但并不是一个杰出者”。他说这番话时，绝不会想到，这个“勤勤恳恳”的法律毕业生会在将来成为克利姆林宫的主人。没人能想得到，因为这是俄罗斯政权交接的谜局；就像9年前一样，谁又会想到作为民主斗士的叶利钦会将总统职位禅让给克格勃的前军官普京呢？ 3月2日俄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在选举开始前就已众人皆知，但其后果却仍是一个谜。

 谜  面

         3月1日俄国总统大选投票开始前，莫斯科最时髦的笑话是，“在梅德韦杰夫先生的大选中你将投票给谁?”梅德韦杰夫，这个长期位居克里姆林宫幕后的幕僚式人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了俄国新的红极一时的政治领袖，民意支持率超过了创纪录的70%，毫无疑问，这样出色成绩的取得和他与现任总统普京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

    梅德韦杰夫初进入的是商界，直到1999年在普京的邀请下来到莫斯科，算是正式步入政坛。但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普京的班底，并且成为了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厅的主任、第一副总理和俄气公司董事会第一主席。

    在普京的第一个任期内，梅德韦杰夫的政绩主要有两条：一是领导了普京的第二次竞选运动，并成功帮助普京连任；二是帮助总统实现了国营的罗斯石油对尤科斯石油的吞并。最初担任后一项行动指挥的是当时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什，但他因反对逮捕尤科斯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而被解职，梅德韦杰夫从副主任的位置上被扶正。虽然他起初也反对对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的审判，但在普京公开表明了对这些能源领域寡头们的态度后，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次行动的成功，不仅使他一跃成为普京的大管家，而且成为总统在内政问题上的首席顾问。

    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内，梅德韦杰夫又帮助克宫修改选举法，迫使克宫的反对派退出社会政治生活，使自己能够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参与如今的总统选举。他还支持普京对中央集权的强化。2004年克宫以别斯兰人质事件为由取消了各州州长和议会的直选后，梅德韦杰夫公开支持这一步骤，认为它将提高各州的执政效率，并呼吁俄罗斯的精英们应该协助巩固现政权以防止国家的再次解体。

    梅德韦杰夫的最大成就是在经济领域，在2000年上任后，他成功地将俄气公司这样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大型国有企业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市值增加了好几倍。近两年，梅德韦杰夫还通过俄气控制了包括“独立”电视台和《消息报》在内的大部分独立媒体。

    莫斯科的一位银行家向《经济学家》记者表示，普京最信任的其实并不是克格勃出身的人，而是自己的法律顾问，他对他们不需要隐瞒任何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如此信任梅德韦杰夫的原因。但俄罗斯独立政治分析家奥列什金认为，普京选择梅德韦杰夫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绝对的服从性。两人相识已经17年，后者的政治生涯完全仰赖普京一手提拔。据梅德韦杰夫身边的人透露，至今为止梅德韦杰夫在自己的3个重要职位上都未表现出任何像是总设计师的行事风格，他始终是按照普京的建议或者说他能得到的唯一指示来行动，可以说，这8年来他一直都在担任他人意志的执行者。

         2月初普京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阐述了其直到2020年的国家政纲。一周之后，梅德韦杰夫也紧随其后表明了自己的施政纲要，但与其说这是一份新总统未来的施政纲要，不如说是普京国家政纲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具体化和补充，其大部分内容都是完全照搬了2005年普京为俄罗斯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

    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区别在于，他与普京及其身边大部分亲信不同，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与军方和情报部门没有任何瓜葛，再加上他喜欢芭蕾（而不像普京那样喜欢格斗和开飞机），懂英语，年轻博学，这使得他很容易就为自己赢得了新的自由派领导人的声望。梅德韦杰夫本人在2月西伯利亚的讲话中也表示，“俄罗斯政治的基础应该是下述原则：即自由要好过不自由”。在去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也表示，“我们非常清楚，还没有一个非民主国家能走向繁荣”。作为一名法律专家，梅德韦杰夫认为，自由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法律的至高无上，但他承认，“在俄国大部分的历史上这一点并未得到遵守”，因此他表示，自己4年任期最优先的任务就是，确保司法体系真正独立于行政和护法机构。

    最近一个月内，他和普京的发言也有很大的区别。普京的发言更多强调稳定和他8年任期给俄罗斯带来的强国地位；梅德韦杰夫则更多提到的是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他已经表示，上任后将会更换现有国有大型企业的大部分领导人，以加快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并提出他将把减少税收，消除官僚主义，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和提高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作为自己的四大执政目标。

 猜  谜

        尽管梅德韦杰夫在最近半年的公开讲话中展示了自己更像是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但他却始终没有提及或表现出对现有政治运行方式加以修正的意愿。因此，克里姆林宫更换主人后，也许会带来执政风格的改变，但并不会带来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上的改变。他所发表的这些自由主义性质的言论，分析家普遍认为只是一种战术和试探。当然，新总统的到来有可能解放这个国家潜在的能量，作为新人的梅德韦杰夫也确实希望能激发国内政治的自主性，但前提是不能危害到稳定，这是普京主义最为看重的价值。所以，在梅德韦杰夫任内，稳定和延续性才是不容置疑的优先任务，而不会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就算新总统真的想这样做，他也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推行独立的政治方针。

    在此次总统竞选中，梅德韦杰夫虽然也像普京那样走遍全国，但却始终避免与其他竞选人有直接接触并拒绝与他人辩论，这当然首先是克宫对新总统的一种有目的的保护，以免真正的接班人被反对派所感染，但换个角度来看，也正好说明新总统仍然没有自己的独立班底。此外，统一俄罗斯党在竞选活动中也出人意料地没有在莫斯科的主要街道上树立他们候选人的巨幅画像，选举委员会和现政府也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中立态度，只是号召更多的俄罗斯选民参与到这场大选中。这些举措都表明，新总统仍然被束缚在上层建筑当中。

    但奥列什金认为，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领导人，比如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走上最高权力之前都有过长期处于二线的经历，因此梅德韦杰夫并不一定就是普京延续自己统治的工具。现在的问题是，新总统本人是否会同意继续担任普京的工具，还是努力迫使他的前任离开属于自己的政治舞台？用法国《费加罗报》的话来说，所谓的“梅普梦幻组合”始终回避不了这样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到底是梅德韦杰夫的普京还是普京的梅德韦杰夫？或者用《华尔街日报》的话来说，梅德韦杰夫之迷就在于他是否准备亲自统治这个国家？如果是的话，他又将采取何种方式来实现他的统治？

    普京任内尽管名望甚高，但也遭到了反对派的很多批评，认为他要为这个国家贪污腐败盛行，行政效率低下，以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经济结构现状负责。因此，梅德韦杰夫如果想在自己任内做出一番成绩，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其能力，而仍然在于，普京担任总理后，是否会继续由他对国家所有的大政方针亲自做出决定。俄国政治传统中，新的领导人要想树立自己的权威，通常都是通过打破其前任的权威来进行的。苏联时期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是这样，普京时期事实上也是这样——尽管保留了开国总统的政治豁免权，但正是他一手结束了叶利钦时代。鉴于此，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提出大胆的设想，认为梅德韦杰夫要真的体现出自己的独立政治意志的话，就必须对普京时代大胆地提出批评。在自己的前任还留在政治舞台上的情况下，“要么杀死他的教父要么被他杀死”，梅德韦杰夫没有别的选择。

    在接受俄罗斯《结论》周刊的采访时，梅德韦杰夫曾表示，“尽管我之前从来没想到要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但话又说回来，每个人当他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时，都应该为它设定一个最高的目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在行政机关工作，也同样要尽最大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生涯”。在采访中，他还首次对自己的前任表示不同观点，称“不可能有两个、3个或者5个权力中心。俄罗斯有自己的总统进行管理，而根据宪法他是唯一的权力中心”。这是对普京几天前一次讲话的回应，当时普京表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是由政府总理领导的俄罗斯联邦政府。莫斯科政治分析家卡扎尔兹基认为，梅德韦杰夫并不是一个傀儡，他有比普京大得多的野心，他从内心喜欢权力，为此他做了整整两年的准备，这就是最好的例证。欧盟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也认为梅德韦杰夫上台之初，政权体系将更多地控制他，而不是由他来控制政权，但未来就很难说。梅德韦杰夫或许会给世界带来惊喜。毕竟，俄罗斯和世界上的许多人如果不是期望的话，至少也是希望梅德韦杰夫执掌克宫后会带来国际关系的缓和。此外，在国内，反对派也认为，在梅德韦杰夫身边可能聚集起明智的普京反对派们。

    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梅德韦杰夫本人，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政治是人性和意志力的较量，只有这些本身固有的东西，而不是外来的力量，才是决定一个政治家生涯成败的核心。梅德韦杰夫是否拥有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杰出个人品质，以及对于领导一个疆域宽广而又问题众多的大国所必需的强硬性格？这是他能否摆脱威望颇高的总理控制的关键。不过，新总统的履历和职业生涯，很难使人相信他会选择一条独立的政治道路。与普京神秘的童年不同，梅德韦杰夫是一个出生于书香门弟的规规矩矩的孩子，父亲是技术学院的教授，母亲是中学老师。他的童年生涯也要比普京好许多，至少，从未尝过住在拥挤不堪的公寓里和在街头与小流氓打架的滋味。

 谜  底

        梅普组合带给俄国普通官员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办公室的最中央应该悬挂谁的画像？普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不会在办公室里悬挂自己继承人的画像。而俄罗斯的高官们，对于这样的政治风向标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不久前举行的讨论年度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政府高层会议上，政府各部长和其他主要高级官员在各自的发言当中，毫无例外都是引用普京怎么说，而对未来的新总统梅德韦杰夫只字未提。显然，从一开始团队就很清楚，他们将和谁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打交道。在总统位置上的梅德韦杰夫不过是一个工具，而普京会以总理的身份继续领导国家。普京本人也在发言中称，尽管梅德韦杰夫表现得很好，但“我们”（而不是他）还面临着很大的任务。

    普京现在实际上处于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首先，作为总理他拥有行政权、财权和大部分的人事权，而且，作为克格勃的前任领导人，很难想象他会失去对情报部门的控制。此外，普京主义已经在俄国深得民心，并且被树立为新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大战略，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也希望保持延续性和稳定。因此，最高决策权毫无疑问将会从克里姆林宫转向白宫。当然，要使权力重新集中在总理手中，将会面临很大的操作问题并将涉及到对宪法和现存政治体制的修改。但莫斯科大学教授马卡尔金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认为，这一问题将通过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解决。他说，在俄罗斯法律条文是一回事而实践又是一回事；其次，虽说作为总统梅德韦杰夫有权解除总理职务——俄罗斯的前两任总统也都多次使用过这一权力——但在统一俄罗斯党占绝对多数的议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造成新总理的提名被议会否决，从而导致提前举行大选，这显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如果说梅德韦杰夫想在自己任内培植自由主力势力的话，将会导致克里姆林宫内部权力竞争激化。普京任内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确立了克里姆林宫内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均势，使他们都能团结在总统身边。也就是说，不管是寡头、官僚还是最主要的强力部门（内政部、国防部、联邦安全局），他们现在都只听普京一个人的话。这些集团和部门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需要捍卫，如果梅德韦杰夫打破了这种平衡，就可能导致残酷的流血政治。去年底发生的对梅德韦杰夫潜在的自由派盟友、财政部长库德林的有组织攻击行动和对副财政部长的逮捕，应该就是克宫内部强力集团对梅德韦杰夫政治立场的一种警告。

    普京在1月份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克里姆林宫班底的大部分人员必须在新总统当选后主动离职以便为新总统的人马腾出位置。相应地，作为俄气董事会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对该公司的重要职位预先作了调整。这样的“轮换”可能也让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在新总统就位后，普京团队的人仍然是安全的，会继续留在属于自己的权位上。事实上，现在屈指可数的“梅德韦杰夫身边的人”，如俄罗斯乌克兰能源公司执行总裁邱伊琴科，俄罗斯最高仲裁法庭主席伊万诺夫，不仅是梅德韦杰夫在圣彼得堡大学的同届校友，而且也是普京在圣彼得堡工作时的同事。

    克格勃前上校、统一俄罗斯党议员古得科夫向《消息报》透露，普京将分阶段地向梅德韦杰夫交权，而在开始阶段，他将保持自己对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的强力控制，直到新总统真正表现出他的能力为止。另一种说法是，普京想像叶利钦一样，以获得政治豁免为交权的交换条件，以确保自己据说已达400亿美元资产的安全。看来，普京现在虽说选择了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但是否会将权力交给他，还要走着瞧。而且，这很可能与梅德韦杰夫的能力和表现没有直接关系，而完全取决于普京本人的愿不愿意。

《南风窗》2008006期

    能源产业是俄国经济的支柱，俄罗斯石油行业收入在俄罗斯外贸收入中的比重超过了70%，石油行业为俄国2007年税收的贡献也达到了1600亿美元，占到了全部4500亿美元税收的三分之一强，但2007年俄国的石油开采速度却继续出现下跌趋势。俄罗斯能源部初步统计为2，4%，但一些石油工业的专家们认为，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只是2，1%。莫斯科的一些独立机构预测，2008年俄国石油开采增长率将会继续下降，甚至跌破2%，降到1，5%。2007年俄国的石油产量为4亿9200万吨，按照这一增长率，2008年起石油产量将是5亿吨，增产量只有800万吨。

    俄国石油在20世纪初的黄金时代，增速曾经连续几年超过10%，2004年曾经达到过11%。但2005年尤科斯案件后，随着石油领域国有化运动的展开，增速降到7，9%。2006年是比国营企业全面进入石油工业的头一年，结果增速一下降到了2.2%，几乎逼近了上个世纪90年代俄国大动荡时期的增速。像THK-BP、苏尔古特、俄气石油等俄国传统的大石油公司，2007年甚至不得不和负的增长率作斗争。俄国第二大石油公司卢克去年的石油开采增速虽然达到了4-5%，但石油生产量却同样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唯一表现出良好生产态势的是俄国最大的石油巨头，国营的“罗斯石油公司”，其年产量去年从8000万吨增长到1亿吨，今年的目标是1亿1190万吨。不过，罗斯石油产量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克里姆林宫的鼎力支持。在2005年收购俄国石油工业中的明珠企业“尤甘斯克”后，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国营石油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了俄国石油界的大哥大，获得了东西伯利亚好几项石油勘探权。而其他石油公司在去年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油田去开采。但即便如罗斯石油公司这样产量呈现增长态势的石油巨头，其石油生产的利润率只有6，3%，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资产不良，当初收购“尤甘斯克”靠的是大举借债，此后它又必须按照克宫的意旨承担起清理尤科斯效能低下子公司的重担，因此目前其市值虽然达到了1000亿美元，但所背负的债务也达到了270亿美元。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莫斯科这两年在石油行业实施的高税率政策。今年2月俄国实施新的石油出口税后，每吨石油光这一项就得交税333美元，比原来的275美元涨了近20%，达到历史上最高。如此高额的税收，使得俄国的大部分石油企业现在不得不背上沉重的税务负担，在没有中央资金或外来投资的情况下，基本上无力筹集勘探新油田所必需的资金，而旧油田从苏联时代就已在开采，其产量只能是日渐萎缩。

    从2005年起，俄罗斯政府在重新开始对石油的国有化战争的同时，也通过不断调整石油出口关税的方法将石油企业的“超额出口利润”收入国库。其基本思路是把国际石油的基础价格确定为20美元一桶，在国际石油价格高于这个水平时，将出口石油获得的超额利润通过有关立法征收上来，作为专门的“石油稳定基金”。今年，俄国的石油稳定基金达到了1500亿美元，增幅超过了60%，比其艰难支撑的俄国石油企业，俄罗斯政府才成为了2007年油价高涨的最大受益者。也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笔巨资的支撑，俄罗斯现在才成为国际上为数不多的无负债国，其对国内福利和工资的补贴程度也居于世界前列。

    相比于前两年的狂飙突进，2007年俄国石油领域的国有化运动属于相对平稳的一年。但诸多迹象显示，2008年将会是克宫彻底完成石油国有化的收宫之年。由于被指控逃税，俄国排名第八的石油企业“鲁斯石油公司”的老板古采里耶夫已经逃往英国，该公司极有可能成为莫斯科石油国有化运动在今年的新战利品。乌拉尔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也已宣布今年要实现其境内所有石油产业的国有化。此外，英俄合资的THK-BP石油公司的俄国股东弗里德曼、布拉瓦特尼克和维克塞尔贝尔克今年也可以出售其名下的所有股份，俄气公司已经表示有意收购三人的全部股份，尽管他们尚未有一人表示过出让意愿。

    专家们不建议俄国人投资石油的另一个原因是，2007年世界黄金价格空前上涨，涨幅达到26．4％，莫斯科黄金账户的实际卢布收益率达到13．66％，而相比之下，卢布存款的实际收益仅为 2．02％；美元存款则缩水11．01％；欧元也缩水1．51％；房地产则缩水11．8％。可以说，2007年，莫斯科那些存款购买金条的人战胜了通货膨胀，也战胜了证券市场的不稳定状况。

    那些已经被赶出石油领域的俄罗斯亿万富翁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新的投资机会。他们不再是在消费场所消费黄金，而是直接向金矿投资。俄国政府打算在三月份将该国第二大金矿苏霍伊洛格金矿出售，现在围绕这场金矿交易的争夺已经成为莫斯科金融寡头们的最时髦话题。

    据俄罗斯媒体的披露，包括俄国前首富阿布拉莫维奇、现任首富德里帕斯卡、以及钢铁巨人莫尔丹绍夫在内的俄国众多亿万富翁们都有可能参与这场角逐。而俄国的黄金矿主们更是不甘落后，俄国最大的黄金开采集团“+黄金”公司老板普拉霍洛夫及其竞争对手波塔宁已经公开表示了对这桩交易的兴趣。波塔宁也是俄国有色金属行业的最大的金融寡头。而让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是，俄国最大的国营钻石开采集团“阿尔洛斯”也已表示，愿意收购“+黄金”公司的部分股份，以协助该公司收购苏霍伊洛格金矿。国家力量的再次介入让这宗购并行为具备了像2005年收购“尤甘斯克”公司那样的全部戏剧性因素，因而很有可能成为2008年俄国最令人关注的商业事件。与上次收购俄国石油工业中的明珠企业不同，这一次俄国政府已经宣布不会让外国公司参与收购，莫斯科认为，这个已探明储量接近2000吨的金矿属于“国家的战略资源”。

解读英俄关系的“文化门”

等着另起炉灶的英俄关系

   在俄国的所有西方主要伙伴中，美国太过强大以至于它不敢完全得罪；德国因在施罗德时期一度梦想德俄能源合作而与俄保持了亲密关系；法国在密特朗时期虽然是美国的坚定支持者，但也是俄国潜在的盟友；只有英国永远是俄国的老对手，从19世纪帝国主义欧亚大角逐的竞争者，到苏联时期冷战的始作俑者，再到现在成了俄国反政府力量的新庇护者，英国作为莫斯科敌人的形象在俄国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其军情六处也被认为是克格勃有史以来最难对付的对手。

    最近俄英之间就英国驻俄文化协会代表处遭关闭一事引发的危机，可以说是克格勃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次“长脸”行动。该文化代表处叶卡捷琳堡和圣彼得堡分部被认为有军情六处的人从事非法活动，而且据说该代表处未向俄国相应部门纳税，这样俄国外交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英国人宣布关闭这个分支机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为此指责，俄罗斯政府一手策划了该行动，并且是对英国的“恐吓行为”，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则回应说英国在搞殖民主义。

    英俄冷战后的紧张关系可追溯到俄国反普京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车臣分离主义领袖扎卡耶夫获得英国的政治庇护。由于英国对超过20名俄国反政府人士提供政治庇护，伦敦也成为像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巴黎一样的流亡海外俄国人的活动中心，甚至被莫斯科当作是一个危险的反俄策源地。本来，俄罗斯的生意人、持不同政见者和特工们聚集在这里上演各式各样的阴谋和反阴谋是见多不怪，但叛逃的前克格勃特工利特维连科2006年底在伦敦被毒杀的方式实在骇人听闻，从而使得英俄关系再次急剧恶化。英国多次要求俄罗斯交出凶嫌卢戈沃伊，但俄国以这违背了本国宪法为由加以拒绝。英国人遂给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修改你们的法律”，这不仅伤害而且严重激怒了俄国人。之后卢戈沃伊当选俄杜马议员，获得了司法豁免权。而英国也断绝了与联邦安全局的情报往来，并表示将收紧针对俄官员的签证制度。

    英国前驻俄大使布雷杜埃特认为，这次最新的英国文化协会事件发生在梅德韦杰夫被推为普京接班人之后的两天，表明双方现在显然已进入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在今年3月俄罗斯新总统选出之前，谁都不愿意后退一步。事实也的确如此，文化门事件发生后，不仅两国外长没有降低争吵的调门，英国首相布朗和普京之间也未进行过直接通话。英国军情六处甚至一度放出消息说，英国外交部已经决定驱逐34名俄国外交官，其中包括俄国驻英使馆政治事务处负责人斯捷尔尼克、资深参赞普里采博夫等重量级的外交官。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如果伦敦愿意就反恐和签证问题恢复谈判，他们也会允许文化代表处恢复其莫斯科之外分部的工作。但这样做，显然还是要把文化门与这些年累积起来的众多政治枝枝蔓蔓纠缠在一起，看来英俄关系要改善真的只能是另起炉灶了。

间谍国家？

    文化代表处事件发生后，英国媒体掀起了对俄国政治体制攻击的新浪潮。《泰晤士报》认为，克里姆林宫现在只能被当作是流氓看待，并谴责目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完全“间谍化”。尽管普京被《时代》评选为去年的年度人物，但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他领导的这个国家还远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相反，更像是20年前安德罗波夫时代的苏联。

    这样的比较并非无稽之谈。斯大林逝世后，随着苏联有史以来权势最大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被处死，情报部门在俄国进入了低调的时期。但上个世纪80年代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重新成为苏联元首后，为了遏制此时已经出现的国家崩溃趋势，不惜以任何代价维护他所在政权的统治地位，情报部门也开始重新复活。而普京的情报部门职业生涯高峰正是在这一时期。1999年普京在联邦安全总局大楼——克格勃曾经的总部，主持了安德罗波夫的纪念仪式，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安德罗波夫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普京2000年当选总统后，对原有的政府机构和成员作了大幅的改动和调整，而唯一在普京任内未受触动并且获得强化的就是以联邦安全局为代表的国家强力部门。普京目前两位最得力的助手，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和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琴，和普京一样都是情报部门出身。此外，俄国最大的石油公司、最大的建筑集团、最大的航空公司、最大的铁路运输公司以及最大的能源巨头俄气公司，都掌控在从情报部门出来的人手中。《卫报》因此认为，俄罗斯已经不单是一个标准的极权国家，而且是一个间谍国家，一个间谍化了的国家。《经济学家》也指出，“国中之国反倒成了真正的国家”，这是“新冷战”之所以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情报和强力部门作为国家机器，总是从一开始就被培育出了憎恨一切非政府力量的本性，而对外国机构和组织的仇视尤为深刻，因为这些机构可以不受这些无法无天的秘密警察们的控制，也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伴随着俄国强力部门在俄国政治地位的逐步上升，俄国国内对任何外国组织的干预力度也越来越大。去年克里姆林宫专门颁行法令，禁止本国的非政府组织接受外国资助，并加强了对外国在俄境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调查。而这次的英国文化门事件，将使上述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英国《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的记者表示，现在国内和莫斯科的电话沟通也变得谨慎起来，因为很多人相信大规模的窃听行为又回来了。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工商界迫切希望进入欧洲市场，他们既需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占领俄国产品应有的市场份额，也需要来自欧洲的大量投资改革本国落后的工业和经济体制。只有这两样东西都得到实现，而不是指望油价的长期高涨，俄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前景才是有保障的。普京显然知道这才是最适合俄国未来发展的大战略，但他能够严加管束作为自己最重要权力来源的强力部门的胡作非为吗？当克里姆林宫重建强力部门和情报机构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监控后，莫斯科不仅与英国，与其他欧盟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尽管到目前为止，这种政治上的恶化尚未影响到相互在商贸和投资领域的利益，但这样的伤害仍不能说就可以完全避免。再往重了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情报机构飞扬跋扈的统治下还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对俄罗斯来说，这尤其是有前车之鉴的。

反西方主义

    仍然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是俄当局对英国文化协会这样大打出手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发生在 3月2日总统选举6星期前？《经济学家》认为，从好的方面分析，是因为联邦安全局对从未曾任职于克格勃的梅氏的上升感觉不安，希望使自己的存在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更令人担忧的理论则认为，这种压力是选举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未来数年内很可能主宰俄罗斯政治的反西方主义的一次尝试。

    与西方的对立，这是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最显著的外部特征。尽管俄国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未曾放弃过对欧洲事务的介入，以及对西方世界文明的汲取，但在俄国独特的文明中，欧洲和西方世界却始终被视为“异己”——从罗曼洛夫王朝时期与基督教罗马对立的东正教和“第三罗马”思想，到苏联时期的“资本主义包围圈”和“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再到现在俄国特有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思潮，西方总是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威胁，不管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都能用这一先验的公式来为自己的极权统治找到借口。俄国国内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虽然也曾在俄国国家发展的几次大的改革关头有过蓬勃发展的时候，但最后却都被当权者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扼杀。他们所鼓吹的俄国全面西化的道路也从未得到国家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支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终于摆脱了布尔什维克体制几十年来的僵化统治，过上了好日子。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好日子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物质的丰裕和自由上，也表现在与周围世界的一种和睦状态。现在的俄罗斯却更像是一个受了伤的极权国家，庞大却虚弱，对于外部世界仍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出于本能的敌意。这与突如其来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传统傲慢一起，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对于任何外部的挑战都充满着好战情绪。

         1990年代俄国处于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时，许多普通俄国人并未去深入思考国家政治秩序崩溃、经济混乱的深刻原因，而是本能地将之归咎于西方对俄的掠夺。前英国驻苏大使布雷杜埃特曾经记录下了他和一个一贫如洗的商场负责人的对话，“所有的产品都被犹太人拿走了。克里姆林宫的犹太人叶利钦拿走了一切，把国家卖给外国佬”。尽管布雷杜埃特一再向其证实叶利钦并不是犹太人，“但无所谓，他妻子可能是犹太人”。布雷杜埃特认为，当时的俄国很像1918年之后的德国，同样作为战败国，同样在内部自发掀起了一股排外浪潮，认为是内部的阴谋家和奸细们造成了他们在上次战争中的失败。

    世界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落后国家总是需要极权主义。现在的俄国政府似乎也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参加过英国文化代表处活动的近2万名俄国普通人现在都已被俄联邦安全局记录在了黑名单上。因为学习英语和喜欢西方文化，他们被视为是潜在的阴谋家和西方的第五纵队。

   随着法德两国新领导人的上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开始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与俄国打交道，政治家们也开始并主动地与普京拉开距离。这恐怕也是欧盟最近对俄国身边的民主程度更高的小国们予以更大支持的原因。就像冷战已经展示出来的，即便短期内民主不会战胜它的对手，但从长期来看，它拥有时间和人心。俄国的铁腕统治者们最终要向整个欧洲人民敞开其铁幕。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被关闭的英国驻俄文化协会代表处由英国政府资助，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超过100个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主要从事电影放映、英语培训和大学生交流工作。显然，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以从事文化交流为主要功能的组织。退一步讲，就算英国文化代表处没有在俄国特定地区合法活动的权限，没有完成自己应尽的纳税义务，这些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外事谈判或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而不应是以行政手段强行干涉，更不用说由联邦安全局这样的情报部门介入。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政治对文化的阉割。

    俄罗斯的政治家们不断地向本国人民宣传英国对俄国的种种敌对，但却在伦敦拥有自己的房产，并将自己的儿女送往西方的私立中学和大学留学，去接受西方的教育和文化，这使得采取这次行动的俄国官员尤其显得虚伪。《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关闭该协会的区域办事处，就是为了阻碍那些较少特权的俄罗斯人受益于它的留学项目。而其根本，就是为了永远保持官僚阶级的特权和精英地位。但反过来，这也正好暴露了这些人表面自大但内心却极度的虚弱，也更是他们在全球化浪潮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缺乏自信的体现。

    如果普京成功地在俄国建立起一套稳固的、长久的体制，这一体制不再需要某个强力的领导人来维持，而是能够自己独立运转，那么时代就会给他应有的荣耀和赞誉。反过来，如果普京个人强大的权势最终损害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那历史会给他另一种评价。

普京时代开辟新纪元

 交班还是铺路？

     普京决定成为下任总理的决定使之前一直弥漫的关于2008俄国政权交接的猜疑气氛烟消云散。这一决定表明普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将是俄国权力中枢里的主要角色。但普京这一决定就一定能确保俄国政权交接的稳定性吗？

    梅德韦杰夫今年42岁，比普京小了13岁。据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透露，两人的关系虽然非常融洽，但更像是老大哥和小兄弟的关系，而不像是政治合作伙伴。梅德韦杰夫对普京的称呼一直都使用敬词“您”，而普京则用的是普通的“你”。在确定了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统，普京出任总理的新权力模式后，两人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

    根据俄罗斯宪法，总统是国家实至名归的元首，是当仁不让的头号人物。梅德韦杰夫除了成为武装力量总司令，获得核手提箱外，还有权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解散议会和撤换政府总理。因此，从理论上讲，普京如果选择仍然留在权力中枢，就会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权力竞争，作为主要角色的普京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伤害到梅德韦杰夫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地位，从而影响到局势的稳定性。一些分析家甚至认为，对于普京来说这也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战略，因为俄国政府一直面临着经济危机和赤字居高不下的威胁，普京如果处理不好这些具体问题，作为政府总理的他同样会让很多人失望。

    但普京在各种被广泛讨论的权力交接模式中，最终选择了这一种，肯定有他自己预先的考虑。

    普京继续统治这个国家的工具，首先是他对行政权的掌握。现任政府的主要部长和成员都是他在自己第二任期内亲自提名的，在担任总理后他更是实至名归地获得了政府的人事权和相当大的行政权。其次，普京毫无疑问是统一俄罗斯党的真正领导人，通过杜马占压倒性优势的第一大党，他也拥有了绝对性的立法权。最后，尽管这样的权力交接在西方没法被认为合乎宪政原则，但却很难指责其不民主，因为普京并没有通过修宪这样的激进手段确保自己的继续统治。至少在形式上，这次权力交接完全是按照民主程序进行的，这让普京能够继续享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崇高声望。

    当然，如果以上还不能确保他的继续统治，普京还有杀手锏，即梅德韦杰夫宣布辞职提前举行大选，这样普京就可以合法地竞选他的第三任总统，并进而再次寻求连任。另一种方案是，凭借对议会的绝对控制权修改宪法，将俄罗斯变成一个议会制国家，建立一种类似于德国的总理制的新政体。最后，实在不行还可以推动建立俄白国家联盟，相信两国的人民绝对会拥戴普京出任这一国家联盟的新元首。

 可控民主还是一党制？

     普京是在12月17日 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这一决定的。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一起走入会场时，受到了在场的近3000名代表们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这些代表包括政府的部长，总统办公厅的成员，以及各大区的领导人。700多名记者参与报道此次会议，包括200多名外国记者，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也对会议进行了全程直播。所有这些，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前苏联时期苏共党代会的场景。

    普京正式宣布自己的决定后，梅德韦杰夫也作了发言。他表示，自己将遵从普京的战略，并承认普京作为俄国的真正民族领袖，“在将来会利用他巨大的政治和职业资源为国家服务”。俄罗斯《生意人报》的记者认为，这次会议与其说是推出新的总统候选人，倒不如说是正式向国内外宣示普京作为俄国政治生活中长期政治领导人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独立报》也认为，“这算不上是选举，只能说是集团内部的权力重新分配”。

    普京在自己的发言中最后表示，“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尽快解决。我们必须全力投入工作，不要有丝毫的私心杂念”。这清楚地表明，普京时代并没有随着他第二任期的结束而结束，相反，它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并继续下去。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普京将亲自领导政府，并加快他在自己任期内就已经确定的各项战略的实施。

     此次会议后，普京为自己的接班人发出了第一道助选的命令，即从明年2月1日起，也就是大选投票前一个月，将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显然这不会是他的最后一个助选举措。普京的总统办公厅正副主任索布亚尼和苏尔科夫也已确定领导梅德韦杰夫的选举活动。据俄罗斯《公报》披露，这一决定是在普京12月13-14日出访白俄罗斯之前作出的。由此也可以推定，普京早在12月3日 议会选举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梅德韦杰夫为其接班人，通过“可控民主”赢得议会选举的成功，推动了他加速这一方案的施行。此外，统一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前主席巴格莫洛夫被任命为选举委员会第三号人物，从而确保大选的计票工作不会出现任何的“失误”。

    会上另外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对统一俄罗斯党的改组。在议会选举中获得高支持率的地区领导人（车臣、印古什、鞑靼斯坦）都进入了新一届的统一党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和圣彼得堡州长马特维延科也成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卢日科夫还被推选为党的联合主席。此外，统一党还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加强了对入党的审查制度，以及强化党员对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服从。但普京本人在会上并未提出入党申请，预料在他出任总理之前，统一党还将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正式接纳这位统一党真正的领袖。

普京，青史留何名？

    就在普京作出权力交接的决定后没几天，《时代》周刊将2007年“年度人物”的称号授予了普京。此前被评为《时代》年度人物的俄国人还有斯大林（1939，1942）和赫鲁晓夫（1957）。不过，基辛格认为，普京不是斯大林，他没有将自己的反对者和潜在的反对者都赶尽杀绝，“执政党在普选中仅获得64.35%的支持率，说明在俄罗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支持普京，俄国现在并不存在极权制度”。他相信普京是这样一种领导人，即必须将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以确保完成本民族和国家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比起苏联的领袖，普京更像是俄国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改革者，如彼得大帝和叶卡婕琳娜大帝。虽然他们都被认为是集权统治者，但最终的目的是通过集权手段实现对国家的强力改变，换句话说，就是要集举国之力为国家的强大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京也是一个改革者，他会和这些俄国的伟大领袖一起被列入到俄国历史名人录中去，虽然他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基辛格最后坦诚。

    对于普京当选的原因，《时代》执行主编斯坦格尔认为，普京“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领袖品质，他在混乱中接手这个国家，并带领它走向稳定”，他“拥有超强的坚韧，对俄国的发展有明确的方针，能从他身上感觉到俄国的精神气质，正是他让俄国回到了世界舞台”。“俄国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正是普京魅力和影响力的根本所在。与其前任相比，他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执政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毫不避讳地表示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明确提出要恢复俄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普京在国内赢得广泛的支持，不仅仅是由于他任内俄国的经济增长，他带来的政治稳定，还因为他是在俄国人普遍认为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时代担任俄国总统的，正是他战胜了车臣的分离主义，并带领俄国走出了泥沼。最最重要的是，他恢复了俄国一度被打断的长达300年的历史，重新树立了俄罗斯民族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尽管俄国人一直都有拿国家领导人开涮的习惯，但关于普京的笑话却极少流传，这再真实不过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普通人对他们心中领袖的尊敬。

    做到这些，普京已经是一位非常出色、甚至可以说是优秀的政治家，但能否成为一代伟人，还需要等着瞧。普京在两个候选人中，选择了更像是经济管家的梅德韦杰夫而不是兵权在握的伊万诺夫，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方面，这让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位置上仍将受到牵制，另一方面，如果选择了伊万诺夫，恐怕普京继续留在大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而普京最终决定出任总理，不让自己的政治生涯出现任何的“权力真空”，某种程度上是他害怕离开大政治，或者说是担心被大政治所抛弃的表现。总的来说，俄国未来政治的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普京成功地在俄国建立起一套稳固的、长久的体制，这一体制不再需要某个强力的领导人来维持，而是能够自己独立运转，那么时代就会给他应有的荣耀和赞誉。反过来，如果普京个人强大的权势最终损害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那历史会给他另一种评价。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里这样论述何谓伟人，“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 牛顿 先生这样一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的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凯撒、亚历山大、帖木尔、克伦威尔等），那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虽然已经过了百年，虽然伏尔泰说这话的时候蒙上了某种政治色彩，但这段话仍然是迄今为止可以用来评判何谓伟人的最经典标准。

<<南风窗>>2007年12月

俄国大选：可控式民主的教科书

上海证券报 2007年12月14日

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终结果和大多数人预料的一样。由杜马主席格雷兹诺夫和联邦委员会主席米洛罗夫分别领导的的统一俄罗斯党和公正党取得了64，3%和7，74%的支持率，这样，政权党就以72%的压倒性多数，获得了议会全部450个席位中的353个。另一个进入杜马的政党，由激进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虽然不是政权党，当该党在普京任期内从未反对过克里姆林宫的任何大政方针，并且该党在选前的竞选纲领就明确表示，支持普京为俄罗斯制定的总路线。俄国传统上三分天下的自由主义党派则因为反对现政权而在此次大选中惨遭滑铁卢，没有一个党派达到7%的底线，从而在历史上首次失去了进入杜马的资格。如此一来，杜马四个党派中唯一的反对派就只剩了俄共，尽管是以比统一党低50%多的历史上最低的支持率进入议会，但俄共仍然是俄罗斯立国以来生命力最为持久的政党，在俄国的所有政党中，只有它没有缺席任何一届杜马。

自由派为自己当初竭力反对左翼力量的政策付出了代价。在普京上台之初，雷日科夫和涅姆佐夫等仍处在体制内的自由派领袖还担心普京为了巩固自己的政基要和久加诺夫联盟。但现在，被大政治所抛弃了的正是这些天真的民主派，而俄共反而成为俄罗斯立国以来生命力最为持久的政党。选举结束后，雷日科夫向他一向视之为洪水猛兽的久加诺夫抛出了橄榄枝，暗示愿意和俄共一起推出总统候选人（由于未能进入议会，雷日科夫本人要参选的话必须获得200万个签名）。他还鼓励知识分子内部出现的支持俄共的倾向，并赞成久加诺夫的顾问，历史学家多布罗哈托夫的话，“现在俄共是杜马中唯一一个带有民主色彩的政党”。不过，鉴于俄共支持者的特殊性（绝大部分都是前苏共党员和老年人）及其身上很难抹去的苏联印记，这样的反对派在俄国将永远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所以，本次俄国杜马选举结束后，《纽约时报》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现在在俄罗斯还存在反对派吗？

由于新《选举法》对自由主义党派的打压，以及选举进程中政府控制的媒体力量对选举介入，反对派和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一些观察员认为选举存在着舞弊嫌疑，但包括西方在内的绝大多数舆论都相信，选举的结果是合法有效的。尤其是普京最终的直接参与，使得选举的结果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甚至连欧盟的选举观察员在选前都不惮于公开表示，自己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和大部分俄罗斯人是一样的。

与俄罗斯第一个十年里的杜马选举不同，现在的俄罗斯人对不受控制的自由和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表示出了厌恶。因此，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悬念的选举结果不仅仅是对政权党权力的确认，更是选民们对现政权和对现任国家领导人忠诚的公开宣示。换句话说，这也是对未来俄国领导人政治路线选择的一次彩排，即除了普京路线，在俄罗斯再也没有任何方案是能获得举国支持的。

85个俄罗斯联邦主体中，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最高的地区是车臣共和国和印古什共和国，分别为99.36％和98.72％。驻车臣的俄军对普京支持的统一党的支持率更是高达99，4%（其投票率为99，5%）。西方的一些观察员开玩笑说，这千分之一的例外才是普京可控民主的最精妙之处。因为从苏联以来，克里姆林宫就一直拥有这样的传统，对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是百分之百的。而这千分之一的例外，就是要告诉世界，现在的克里姆林宫毕竟是不同于苏联时代的。

政权党最终毫无争议的确保了政权，这是普京第二任期以来推行“可控制的民主”顺理成章的结果。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的利用普京本人无可比拟的巨大号召力和行政资源，成功地完成2008年最后的权力交割。由于统一俄罗斯党和公正党都是政权党，因此两党如果分别推出各自的候选人，如何协调两人的关系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最好的方案就是两党合并组成新党，这样就可以推出唯一一名候选人，而他显然就是普京意中所属。或者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政权党则将其作为两党共同的候选人予以支持，这样也避免了单由统一党推出而染上太强的党派色彩，让候选人无法享有普京这样全民族共同领袖接班人的的正当性。

12月17日统一党将举行全党代表大会，米诺罗夫已经表示公正党高层届时将全部应邀与会。此外，祖国力量，农业党等一贯支持普京政权的小党及“支持普京”运动等俄罗斯主要社会团体也都将参加这次会议。

据俄罗斯媒体的披露，这次大会将决定三项议题。第一项毫无疑问就是推出总统候选人。俄总统选举将于明年3月2日举行。根据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规定，进入新一届国家杜马的政党如要推举本党候选人参选，需在12月23日前登记。独立候选人或未能进入国家杜马的党派推举的候选人，需在12月18日前登记。所以，17日的统一俄罗斯当党代会，将是决定俄国未来政治生活的里程碑式会议。由于普京此前曾暗示过，关于自己的继承者，不应当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再加上政权党这次在杜马选举大获全胜，稳定性显然更加成为普京决定接班人的首要考量。俄罗斯《独立报》从统一党高层获得的消息是，选举结果让普京相信，原来设想的权力交接第一方案，即伊万诺夫和梅德韦杰夫二选一的方案是切实可行的。至于原来被媒体渲染的纷纷扬扬的“第三人选”，应该只是一种战术，目的是引开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在选战开始前对候选人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 

大会的第二项议题是对统一党进行改组。众所周知，统一党当初就是为了选举而建，是克里姆林宫控制选举的权力机器，而非一个有自己独立纲领和政治思想的党派，在两次大选顺利完成克宫交待的任务后，其第一阶段的政治使命显然已近终结，对其的改造和革新不可避免。普京本人之前就曾表示过，统一俄罗斯党必须进行改组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预计在此次杜马选中对统一党支持率偏低的各大区领导人和各州州长都会面临新一轮的人事变动。

第三个议题是对现有的党章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将根据前两个议题的结论而定。届时，普京是否会向媒体曾预测的那样，在卸任后出任统一党党魁也将有初步的答案。目前，普京在卸任后出任为新一届国家杜马主席或俄白国家联盟领导人的报道已被俄官方否认，因此，普京未来的政治位置很有可能也会通过此次会议一见端倪。此外，由于此次大选的空前胜利，造成了议会中没有反对派存在的局面，从而出现了俄国式一党专政的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一支独大的政权党担心自己内部可能出现不同的派系。预计新的党章将更加强化党内纪律的服从，以及党领导人及其决定的权威性。